春天来了
小蜜蜂也出来了
梨花、杏花、桃花都开了

保姆雇佣合同范本云崖寺 孙小舟 《彬州记事》之-高村孙小舟

云崖寺 孙小舟 《彬州记事》之-高村孙小舟



云崖寺
高村街与龙高街一样,也是东西走向。高村人把高村街不叫高村街,叫街头,街头是一条成百上千年甚至数千年的土街,坑坑洼洼,不是黄土漫漫,就是泥泞不堪。街头可能有过曾经的平整与修洁,从街头两旁残留的建筑,可以看出这条街当年的风华。街头两行,是远年间富家大户起的高堂华屋,虽不能说是朱门高楼,却也是磨砖刻瓦,很有些气象。当年的富户们集中了这一条街建造屋宇,或者说,能在这条街居住的人家,首要的是能有足够的财富建造几进几出的院落,而其余高村人居住的后坝、堡子、前村、拐角胡同、南场里,少见或者几乎没有这样的建筑,多以窑洞甚至于地坑窑洞为主,能简易的在院墙上给大门盖一座门楼子,就已经穷尽一生精力了,而多数人家,不是随意的扎个柴门,就是连院墙都没有,敞院子门户。所以,富家大户们之所以居住的这条街,一定是这条街占据了高村的脉气与风水。
在高村街西尽头,世纪初以前,一直面东背西有五间瓦房,从建筑结构以及用料看,应该是上世纪中期重新修造过,简陋粗率,即便是这样,从它高高的地基、铺地基用的一些巨大青石条、刻花的石础以及石础上刨平推光的松木柱,可以遥想这瓦房曾经的前世,它的前世一定是精雕细琢过的基拉·科尔皮。这五间瓦房在高村人语境里,叫庙,是一个地标性的名字。但几十上百年来,故老传承的庙里究竟供奉的是那一路神祇,高村人却说不清楚,即便是那些到离开人世依然拖着前清小辫的遗老们,也不能具体说清楚庙里是否有过神仙塑像或者灵位。在缺少史志记录的偏僻乡村,这个庙里的供奉,逐渐的无人可知。这几间空房,作为村里的公产,后来经村委会卖给了村人,当做了私产。在春秋冬夏的岁月里,一茬一茬的高村人,垂垂老者或者少年精壮,在农闲的日子,坐在蹲在站在庙台子上吃旱烟,刘梦夏吹一嘴的上下五千年,从遥远的三皇五帝一直到龙高集上上午碾死了一只鸡,下午跑丢了一条狗,却无法解读脚下刻着图画的庙台,对这座在高村屹立了好多年的庙,没有一丝半星的述说。是啊!毕竟时光太久,高村人关于这座叫做庙的建筑的记忆,中断了。从庙的后面,沿着曲曲弯弯的土路往坡上走,经过几户地坑窑人家的崖背,大概有半里地,有一棵巨大的银杏树,老干横斜,站在以高村瓦蓝的天空为背景的旷野中,这一站,就是一千多年。树前土里栽了一通石碑,碑上记录,这棵树栽植于遥远的唐朝。
银杏树四周,有几十棵七八十年前的柏树,碗口粗细,这个地方叫云崖寺,据出土的明朝重修云崖寺碑记记载,云崖寺又名高村寺。但是在高村老辈人嘴里,这里叫西寺。高村人的叙述里,未曾说起过云崖寺的香火,或许在他们的记忆里,云崖寺的香火与高村庙里的神祇一样,断裂在高村人的血脉里。高村人最爱说的是红白扯锯的时候,云崖寺周围、云崖寺里的炮声和枪声、映红半天的战火。而在那一场战火以后,云崖寺的建筑全部付之一炬,若干年后在树下的焦土里,还是一堆一堆碎了的砖,破了的瓦吉娜·维尔德。
一九四七年的龙高,实际上已经完全掌握在了共产党的手里。龙高的革命,是从陕北经铜川、过旬邑,燃烧过来的。甚至于在二三十年代,龙高许多村庄就已经有星星点点的火种,明明灭灭。从延安经铜川的照金,骑马到龙高只需要一天的路程,著名的旬邑起义,深刻的刺激了龙高人。据龙高的老辈人回忆,当年的刘志丹、习仲勋经常带着人,潜入龙高,给龙高最先的觉醒者授业解惑。国民党的彬县政府显然不允许他们的治下、偏僻的龙高成为共产党的天下。内战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始,彬县也不例外,国民党的彬县保安大队迅速开上了龙高塬,与龙高的共产党进行着长长短短的战斗。处于龙高第一站的云崖寺,成为了保安大队临时的指挥所九之濑遥,于是,在无数个夜晚,云崖寺周围彻夜是爆豆子一样的枪声,村里人在一个一个恐惧的夜晚,盼着天亮。现在已经无法确切考证那时候的云崖寺里,有几多的庙宇,几多的僧众,想必在战火到来之前,在国民党进驻云崖寺的时候,那些布衣麻鞋的比丘们,都已经远远遁去。毕竟,战争的铁血无法用木鱼黄卷点化,那还是离开吧!虽然无法考量云崖寺在这场战火之前有多少佛殿僧寮,但从几十年以后依旧铺满一地的残砖旧瓦看,规模不会太小。面对一群群血气方刚的战士,无论是国民党的人,还是共产党的人,对于他们来说,战争,只不过是他们的宿命,生下来,就是为了默默无闻的死去,死在战火里,最终化作云崖寺银杏树下的一抔黄土。他们大多数人的信仰,我想只不过是为了活下去。在枪声响起的时候,在跃马疆场的时候,他们的身后,都有白发苍苍的父母,都有倚门望归的妻儿。时隔七十年,无法再用正义或者非正义去考量那些死去的年轻人,正如一九四七年那些白天和夜晚,面对这一群墙里墙外互为对手的年轻人,云崖寺里宝相庄严的佛祖,一定是满心悲悯,在佛的眼里,都是芸芸众生,甚至于互为对手的这些年轻人,昨天还是一个村里的好兄弟、好邻居,今天因为立场,因为阵营,便要你死我活了!佛的悲悯无法化解人间的江山轮回,于是,佛连同他的殿,一起被焚毁,一起成了灰烬,一起成了烟云,一起成了记忆,一起成了历史。没有人知道,烧尽云崖寺的那把火,是扯锯双方谁烧起来的,或者,就是枪炮引起的火灾,而杀红了眼的双方,显然无法有精力去放下枪炮,救佛于水深火热。于是,火就烧起来了,火就燎原了,火毁灭了高村人甚至于龙高人千百年来的圣地,只留下一棵郁郁青青、苍干龙鳞的唐朝的银杏。
云崖寺毁于兵火,留下来一棵银杏树,留下来银杏树下大片的碎砖烂瓦,留下来许许多多流传于高村、龙高人记忆里的惨烈豪壮。那些死去的人,那些有名的人,那些无名的人,那些国民党的人,那些共产党的人,都随了七十年的岁月,变成了高村天空下的一阵风,变成了后世高村人茶余饭后偶尔的唏嘘感慨。银杏树下的贫瘠土地里,年年岁岁的生长青蒿、豳草,根连着根,枝绕着枝,泛泛漫漫,延绵不绝。无人知道,当年倒下的身躯,当年淌下的碧血蔻蔻网,是不是肥沃了这一方热土。时隔多年以后,高大的银杏树下,一切都变得平静而苍凉,再也难以钩沉历史,甚至于根本无法看到当年战场上的丝毫。倒是离云崖寺二三里远的高村堡子,紧挨着北崖沟的高村城墙下,有一堆一堆的人骨,年岁久远,那些死于战争的人,身体的其余骨殖都已化成了灰土,只留下了坚硬的头骨,密密挨挨的散落在黄土与枯草。这些人,这些战士,就这样走完了他们的生命,伴随着他们的,只有经久岁月的日晒雨淋、北崖沟里的寂寥长风。高村人此后的记忆,模糊了云崖寺的香火,或者说是因为那一场兵火中断了高村人对于云崖寺的记忆。此前的钟声,此前的木鱼,此前的云烟,此前的礼佛,都逐渐的远离了生活日常。取而代之的是半个世纪的庸碌生活,银杏树下的圣土,被生产队耕种了,云崖寺故址的台地下,散乱的住进去了一窑洞一窑洞的村民,窑洞崖背上是他们的场院,有一个个麦草垛、一片片菜地,甚至于垃圾场,从东到南,蚕食着这座千年古刹故址。在那些岁月里,在那些饥饿但却情绪高昂的岁月里,云崖寺只是留下了一个名字。高村人与中国其余的地方一样,都在战天斗地,天上没有玉皇,海里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蔑视一切牛鬼蛇神,要上天揽月,要下海捉鳖。曾经出土过一通明朝万历年间重修云崖寺的石碑,碑记详细记录了当时修葺云崖寺的缘由、经过、规模,以及诸位供养人的姓名。从那时候起,事关云崖寺的点滴,在彬州的史志里就不再有记录。据我推想,最少在乾隆年间,云崖寺就已经规模很小,肯定也破败不堪,甚至于香火也已冷清,以至于当年的陕西巡抚毕沅,在游历了公刘墓并题刻碑石后,忽略了云崖寺。
自汉末佛教传入中土,至唐代的数百年间,佛教在中华的命运起起落落,既有南朝四百八十寺的繁荣昌盛,也有北朝太武帝的大肆灭佛。表面上看去,仅仅是佛、道、儒之争,其背后确是实实在在的政治之争,政权之争。无论国家上层如何动荡,如何对待佛事,但历经四百余年战火荼毒的人民,面对社会板荡,面对流离失所,面对背井离乡,面对妻离子散,能渴求抚慰身心的,似乎只能求诸于冥冥之中的神灵,不论天师灵官,抑或佛祖菩萨。在这些漫长而乱离的岁月里,无论是杏花春雨的江南,还是铁马秋风的塞外,都出现了大批的寺庙、佛窟。新疆以东,沿丝绸之路一线到长安,在这四百余年里出现了大量的佛窟造像,既有当时一些当地统治者的倡导施金,亦有大量的底层民众的自发供养,至今沿着丝绸之路行走,数以万计的精美佛像,依然坐落在广袤无垠的塞外崖壁洞窟。唐朝立国以后,尊道家李耳为他们的远祖,所以道教一时被奉为国教,但唐朝不同于其他朝代的是,国家胸襟开阔,尽管后来也发生过会昌灭佛这样的事件,但总体来说陈泽坤,各种宗教能在当时和谐生存。彬州城西著名的大佛寺,便是以祭奠浅水塬大战十万亡灵的名义修造的,无论唐宗初衷如何,但毕竟是给彬州留下了一座千年宝库,供后世彬州人拜谒供养。云崖寺的修造,在功用上与其余江南塞外的佛寺没有实质上的差别,抚慰人世愁苦,教化万千生灵。当时的僧人,随手栽下的一株银杏苗,哪里能想到千年以后却成了云崖寺的标志,成了高村人甚至龙高人顶礼膜拜的神灵。庆幸的是云崖寺历次浩劫,银杏树都躲了过去,不曾有过丝毫的损伤,到上世纪八零年代末,依旧是树冠如盖,荫庇着树下的千尺土地,荫庇着高村、龙高的数万苍生。因为缺失史志记载,可能也有财力的缘故,后世的高村人将云崖寺的规模无限的缩小了,包括明朝万历年间重修的规模,直到世纪初重修云崖寺的时候,也只是以银杏树为中心圈墙造庙,这在大气磅礴的唐朝,是不可能的。当然,不能埋怨世纪初高村这几位恢复重建云崖寺的人,他们对于云崖寺的功德,不下于当初修造云崖寺的人,都值得铭记。当年的云崖寺,这棵银杏树想必是众多树木中的一棵。久历岁月后,这棵银杏树保留了下来。据我思考,这棵银杏树现在的位置,是在唐代云崖寺后山墙根靠南,只不过当年一起植下的众多树木,随着岁月消失了。
在云崖寺南墙崖的路边,七零年代以前有一棵与银杏树一样粗壮繁茂的国槐。据说在泾河以南的永寿县,也有一棵,这两个国槐相对的位置各有一个碗大的洞,高村人的神话里,这两棵槐树是某一个法力无边的力士一担挑着于云中路过,不料到了彬县永寿地面扁担断裂了,两棵树一棵跌落在高村,一棵跌落在永寿。永寿那棵槐树到底有没有,难以说清楚。即便是有,在农业时代,那个村庄又没有一些成百上千年的古树呢!云崖寺南墙崖下的这棵槐树,的确是有的,直到七零年代。那个扁担洞一度成为了高村人观察气象的圣地,据说洞里潮湿滴水的时候,天将下雨,干燥的时候,则是晴空万里。七零年代的高村,人们的情绪与中华大地上所有地方一样,稍微一个火星,就可以燎原。即便是贫瘠苍凉,即便是食不果腹,革命依旧是那个时代高村人日常生活的主旋律。在这样的语境下,所有的一切,都是以革命的名义。包括砍伐了这棵一个扁担掉下来在高村生长了千年的古槐树,这棵见证了高村人生生世世的树神,被高村人的后代们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了继续见证的权利。因为样板戏。虽然自从公刘以后,这方水土上的人逐渐远离了诗经传统,而以公刘的农业教化为世代生存的手段,但温文尔雅、知情达理是血脉里传承下来的,是与生俱来的。革命改变了一切!李铁梅需要戏箱,吴琼华需要木枪,这棵千年古槐,完成了由树向革命武器的伟大转变,由一棵寂寞的树蜕变成了革命者手里高举的武器,虽然是在舞台上。直到八零年代,深埋在地下巨大的树根,每年春来,依旧会发生出一簇簇茂盛的槐树苗。高村和龙高其他的村庄一样,在新世纪以前,长满了大树,门前的皂角,屋后的楸树,阳沟边的老柳,崖背上的柿子。春里的花,夏里的叶,秋里的果,冬里的风,每棵树上总要有几只巨大的鸟巢,绕着树,那些鸟语间关,那些翩然来去。新世纪以后,城市吞噬着农村,让农村的青壮年全部进城务了工,看似富裕了乡村,其实是斩断了乡村的香火,衰老了乡村,落寞了乡村。同时,以买卖的名义,十年间,将高村乃至龙高所有的百年千年大树,以极少的金钱买进了城市,绿色着、美丽着城市的时候,荒芜了农村,荒芜了家园。高村也是一样飞狗巴迪,现在的高村,到处是灰沓沓的水泥,是一座挨一座的人家,挤得透不过气。人家与人家之间,再也没有了软语温存的绿色,没有掩映在绿色里的田园,找不到一棵像样的树。挖去了巨树的地方,栽下了一簇簇无法成才、无法荫庇的灌木。
一千年,足够沧海桑田。云崖寺在高村的一千四百年里,历经了毁坏,历经了重建,历经了香火,历经了冷落,见证了高村几十代人的生死轮回,见证了悲欣交集。如今的云崖寺,早已不是那时的云崖寺,而人,也不是那时候的人。云崖寺在高村的语境里,不仅仅是一座寺庙,大殿里供养的也不仅仅是至高无上的佛祖,高村人将自己的伦常秩序、生老病死、尘世享乐都融合进了这一片世俗之外的土地。银杏树下的屋宇里,每年正月初一,高村阖村男女长幼,都集中在寺里,按照指引,对着高悬于中堂的香烟缭绕下的远祖图影,集体叩头,慎终追远。接下来就是活着的人,按照辈分论资排辈。无论是没胡子的爷爷,或者是拄拐杖的孙子,一般的行礼如仪,一个村子里的辈分长幼在这里,全部分清了层次。而面对邻里村人的家长里短、是非曲直,高村人同样把这样的官司都会交由银杏树来裁决。一炷香点燃,磕下长头,各自向着神树,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指天画地,赌咒发誓。仪式结束,据说理亏的人就会得到相应的惩罚,比如肚子疼的满地打滚,高村人说是西寺的爷显灵了。工业时代的到来,城市对农村从人口到土地的无休止掠夺,淡化了农村人的乡情,原来缓慢发展积淀了数千年的乡村文明,这种脆弱的、保守的、不可再生的文化脉络一下子被斩断了,农村人忘记了乡规民约,忘记了伦常秩序,对于早年间的文化遗绪弃若敝屣。不知道再过许多年,这些曾经的农村,这些一代代在城市打工最终老去的乡里人,会不会在内心深处追问,自己的根到底在哪里!内心会不会有彷徨无定的疼!
云崖寺处于高村正西村口的台地上,高出高村街十多米,与八零年代末发现于后坝的高村史前遗址台地,隔了胡同相对。世纪初,高村几位乡贤历经辛苦,筹措布施,在云崖寺的遗址上,部分的恢复修造了几间大殿,供养金身,使云崖寺接续了中断六七十年的香火,据说一度曾有比丘前来挂单驻寺。如今的云崖寺坐北朝南,矗立在龙高通往彬县的马路北侧崖上,黄墙碧瓦会易通,沿着山门朝南挖崖筑坡,修了长而陡的台阶,一直和马路相接。想必重修云崖寺的乡贤们受到了世俗建筑的启发雷小雪,座北朝南的方位占尽地势,四时向阳,并没有考虑到云崖寺当初修建一直到这次重修时高村的地理形貌。云崖寺南北两侧崖下,从东往西分别是龙高通往彬县的新旧公路。八零年代以前,公路在寺北崖下,高村人叫西街。八零年代后,公路改道到寺南崖下,高村人叫前村。在现在建造台阶的位置,此前成百数千年,一直是十余米高的垂直土崖,只是在五六十年代甚至更晚,由于高村增齿日繁,才沿着土崖挖出来一孔孔的窑洞。此前的岁月,这里一直是苍凉的黄土崖。沿着前村公路前行二三百米,是高村咀里的大沟,至今依旧是荒无人烟,试想百千年前,云崖寺的山门会不会在无法上下的土崖上,并且面对着深远的山沟?所以说,现在云崖寺的寺门位置压根就是弄错了。当傍晚或者农闲,坐在高村庙台阶上吃烟吐痰的老幼精壮们,并不曾想象过,高村庙其实就是唐朝云崖寺的山门,是啊,贫瘠的高村人怎会想象得到,一千年以前处于帝国羽翼下的云崖寺,是怎样的宏阔壮伟。唐以后历次的战火或者天灾,一定是中断了高村人的记忆,也遏制了高村人的想象。从高村庙到云崖寺,有三级台地,沿着高村庙(山门)进入云崖寺,三级台地上面有高大的坐西朝东的数座佛殿,两侧是南北相对的僧寮,佛祖的宝殿一定是在第三级台地,殿后是随着岁月日渐变高变粗的银杏树。
久历风雨,一千四百年来躲过无数次劫难而幸存下来的银杏树,最后还是没能躲过一九九零年春天的一场浩劫。楚人项羽一把大火将渭水沿岸覆压三百余里的阿旁宫焚烧了三个多月,檐牙高啄的秦宫,自此以后踪影难觅,只将影子留在了后人的追述文字里。后人说,楚人一炬,可怜焦土。自此往后,革命的进程中不仅仅有铁和血,更有楚人延续下来的一把烈火。一九四七年高村扯锯战的大火,彻底烧毁了云崖寺,以后的七十年来,革命运动频仍,贫困的高村人或无力或不敢再次整修云崖寺,只留下一棵郁郁葱葱的巨大银杏树,在高村的寥远旷野。即便是云崖寺只留下了一棵树,这棵树依然承载了高村、龙高甚至于周边旬邑、淳化人对于美好的祈愿,对于苦痛的救赎。处于渭北旱塬的彬县一带,靠天吃饭,而对于降雨的丰沛及时,是每个渭北旱塬生民对丰收的最大渴求。二三月间,青黄不接的当口,正是包括高村在内的渭北的旱季,麦苗要拔节,油菜正抽薹,玉米要下种,可是雨就是下不来,一场一场黄蜡蜡的西风掠过,麦叶拧了干绳,种下的瓜、点下的豆,发了苗,干干的再不添一片叶子。心慌的农人,面对着白亮亮的苍天,一声长叹。于是,云崖寺的银杏树下,就搭起了草棚,一群年老的女人肃默着静跪在银杏树下,向天乞雨。香火氤氲,祷祝虔诚,诚惶诚恐。燃了香,焚了表,静等着天爷能可怜众生,降下一场甘霖。一九九零年的春天,依然是在干旱中日复一日,天干,地干,人心里冒火,一如既往的求雨,在云崖寺进行着居长龙。事后,高村人并不曾确切的知道,这个春天的求雨开始于那一天,似乎是很久,似乎是一两天。火,就是在最后一天的半夜,烧了起来。春里凌晨的高村,依旧是有些清冷的,暗暗的夜里,人们依旧熟睡。最先应该是起夜尿尿或者喂牲口的人发现了大火。远离人家的银杏树,这个时候的火已经烧红了云崖寺凌晨的天空,哔哔啵啵的响。干旱的春天,让一千四百年的巨大银杏树仿佛变成了一锅沸腾的油,火势汹汹,烈焰冲天,让人无法近身。亮而热的火树旁,远远的站着目瞪口呆的高村老幼,手足无措,有人虔诚的跪下去,对着树,对着燃烧的银杏树,喃喃不已。远在七十多里以外的彬县消防,颠簸着翻越了两架大沟来到后,火已经完全吞噬了巨大的树冠,让那些千年的灵秀,化成了天边飘渺而去的云烟,化成了地下厚厚的一层灰烬,随风来去。那支三人才可合抱的巨大枝干,斜斜的断落在银杏树树干旁,一场春雨后,长出了绿绿的叶子。
无论是唐朝初建时的云崖寺,还是后来屡屡遭受天灾人祸的云崖寺,对于高村人,对于龙高人,其在庸常日子里的位置,不容置疑是重要的。世世代代的高村人姜沛佩,已经习惯了云崖寺的晨钟、木鱼、烟云、诵经,在世俗的苦痛之外,他们的心灵总有一方净土来稍憩,寥远的金钟,空灵的木鱼,过眼的烟云,安详的经声,抚慰着山墙之外十丈红尘中的芸芸众生,从遥远的唐朝一路走来,佛殿瓦楞里的松塔,墙角长砖上的青苔,大殿里泥塑的佛祖,檐下悬挂的铁铃,与高村人的喜悲同在。在银杏树未曾遭遇大火之前,每到下霜前后,站在龙高街向西眺望,就可以看到银杏树顶着一冠的金黄叶子,秋日的高阳下,层层叠叠。站在树下,一阵风拂过,一树的小扇子,金色的小扇子纷纷扰扰,跌落黄土,迤逦一地的绵软。在跌下的叶子当中,有各种形状的银杏果,高村人说共有十二种形状,也有说是七十二种的,说是这样说,谁也没有捡拾齐全过这些神秘的果子。事实上,云崖寺的银杏果,的确有异样的形状,有常见的圆果,有勺子状的果子,也有纺锤形的果子,各不相同。当年的高村,贪嘴的孩子们捡拾了银杏拿回家欧阳卫民,剥去果皮,用铁丝扎着杏核,在煤油灯上烧熟了吃,口感筋而香甜。银杏树大火以后,随着火跌落了许多粗的细的树枝,密密层层的堆在树下,一向对银杏树奉若神明的高村人,没有人愿意将这些树枝拉回家当柴火,任其在树下几经风雨。在银杏树东西两面,五六十年代,或者更早时候华农珠江学院,栽下了两排柏树,犹如两排哨兵,拱卫着银杏。记忆里的这些柏树,几十年下来几乎没有变化,依旧是碗口那么粗,就像银杏树,几十年来没有变化,如果没有大火,想必还是冠盖如伞罢。高村人用柏叶子做香,秋冬里,采了树叶晾干、磨粉,和水成泥,压成细条,点燃了敬事鬼神。云崖寺的柏树,长一年叶子,过一冬,叶子便被高村人摘去,依旧树顶寥落。银杏树的大火,让高村人唏嘘、惋惜、不安,那几年里,银杏树再也不复往日的峥嵘,经历千年风雨已经空心的树干里,被火烧成了炭,甚至一部分树干被烧透。丑陋的树干上,胡乱的顶着几支幸免的枝干,支楞在云崖寺的天空,春里零星的顶出几片叶子,瑟缩在春夏,零落在秋冬,而让高村人津津乐道的七十二种银杏果,永远的随着一场大火,变成了遥远的记忆。
高村有一群秦腔艺人,十几二十几个,农闲或者正月里组织草台班子排练了,在村子里演出。这些艺人主要分布在后坝、街头、堡子和拐角胡同,大多都是父子父女相传,以家族或者邻居为多。至于高村人演秦腔的历史,老辈人说,很久以前就有,久到什么时候,清朝或者更早就有了。改革开放后的草台班子里,就有七八十岁的老人,每每临场教授年轻人如何唱捻做打,龙钟老态,童子功的底子仍在,眉是眉,眼是眼。正月里的秦腔最是热闹,在高村村委会的破旧房子里,烟熏火燎、咿咿呀呀的排场上一个月,村里安排人在一片平整场院里搭了草席台子,就每日两场的演出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正月里的料峭寒风里,舞台上的金榜题名,舞台上的洞房花烛,那些步步生莲,那些水袖招摇,惹的台下那些平日里忙碌生活的人,眼热不已。正月十四、十五、十六的三天夜场戏,由草台子挪到了云崖寺,高村人说的是给西寺的爷唱戏。云崖寺的银杏树下,灯火通明,人头涌动,依旧是那些唱了几百年的戏,依旧是那些祖祖辈辈的高村人,云崖寺的爷依旧是高村人心目中的那位爷。高村人在唱戏的同时也耍社火,高村人叫跑竹马,这是一种古老的带有某种部落仪式性质的游戏,想必是从公刘时代庆祝丰收或者祭祀祖先传下来的。只不过上世纪的竹马,人物塑造、故事情节、服装道具已经定型,就是以秦腔剧本为蓝本,选取其中某一段,以类似于舞蹈与巫祝的形式,生旦净末丑轮番上场,或者两人,或者多人,在锣鼓声中,绕着圈做一些比较难的动作,或捉对儿厮杀,或几个人混战,演出一段没有台词对白的哑剧。同样的,跑竹马也会在这三天里,在云崖寺给爷演出。正月十六,是云崖寺的庙会。这一天天不亮,云崖寺银杏树下的旷野上,就人头攒动了,就灯火荧荧了,围着烧香的人,是卖柿子的,卖麻花的,卖油饼的,卖香表的。从龙高各村来烧香的男女老幼,一拨一拨的来,来了找个人群缝隙,跪下去,点上一炉香,焚了黄表,向云崖寺的爷默默祷祝。有在银杏树上挂一撮艾草熏头的,炙眼的,有包了香灰喝下去治病的,有去年许了愿,今年还愿的,熙熙攘攘的来去,一脸虔敬不已。
云崖寺在高村人的习惯称呼里是西寺,是因为地理方位的缘故。人们并不习惯于称呼云崖寺,就像面对自己的邻居不愿意称呼他的官名而称呼小名一样。云崖寺有四个书面名字,分别是高村寺、云岩寺、云阳寺、云崖寺。这四个名字里,云岩寺和高村寺出现在明朝万历年间的重修碑记里,云阳寺、云岩寺、云崖寺三个名字在现在彬县各种文字资料里交替出现,而重修后的云崖寺山门匾额,是高村走出去的著名画家孙化良先生题写的云岩寺。
在我看来,除了高村寺以地名寺以外地球之歌,云阳寺属于高村人口头的以讹传讹,是崖、岩的转音,不可取。云岩寺出现在明朝的碑文中,后人便以此名为定名,并题字刻匾,高悬于山门。我以为也不可取,高村地处黄土高原的厚土地带,漫山遍野以黄土为主,千年以来形成了沟、壑、峁、梁、塬、岭等各种地貌。高村地界内,无论是塬上,还是深沟,并没有岩石,即便是山体断裂处,也是大块的由黄土胶结形成的料礓石,其成分与岩石相去甚远。当年的高村人,一定不会用当地没有的物事命名高村寺。
黄土断裂成的垂直地貌,高村人叫崖。寺庙本身矗立的位置,两面下方就是高十余米的绵长土崖,而寺庙西南三百多米处,便是高村咀里连绵的山沟,保姆雇佣合同范本土崖林立,一年四季的晨昏,袅袅的白雾由山沟里升腾,掩映着壁立的黄土崖,缭绕不去。在最初建寺的时候,想必是某一个有学问的前贤,面对着朦胧晨雾,犹如白云一般氤氲在寺周宝珠奶酪,灵感突来,给高村寺取下了云崖寺这么一个应景雅致的寺名。
无论是高村寺、是云岩寺、是云崖寺,还是高村人语境里的西寺,对于寺庙本身在世世代代高村人心里的位置比起来,显而易见的并不重要。云崖寺一千四百年的钟磬梵音,一千四百年的烟云供养,生生世世的高村人已经习惯了他们的生命里有这么一方净土,不管是规制宏大僧侣众多,或者是数次浩劫后的断壁残垣,甚至于八零年代一场大火让仅有的银杏树也成了断干残枝,云崖寺的神圣不可替代刺客无名。一辈一辈的高村人,依旧的会在这样那样的日子里,面对着云崖寺的老树断墙顶礼膜拜,祈愿日子久长,祈愿身心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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