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年間儒家經濟哲學之效驗（二）-蒙山先生
三曰農與商：中華古代經濟之發展，自禹治水，道河入海，水淹九州之患告終，平原露出，丘陵草木蕃茂，爲農業生產提供了良好之耕作條件，殷之井田制因以產生，周繼而行之（一種以農民並耕公田與私田之土地公有制度，因以土地畫爲井字形而得名，《孟子·滕文公》有記載：“方里而井，並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十三經注疏》二七〇三頁），此種土地制度，寓稅賦與教育爲一體，《漢書食貨志》詳有記述：“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斲木爲耜，煣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足食；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黃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堯命四子（義仲、義叔、和仲、和叔。），敬授民時，是爲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棐（棐，橢圓形之竹筐，用盛貢物者也。），懋遷有無，萬國作乂（乂，治也。）殷周之盛，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稱天地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亡貧、和亡寡、安亡順；是以聖王域民，築城郭以居之，制盧井以均之，開市肆以通之，設庠序以教之；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民陳力受職，故朝亡廢官，邑亡敖民，地亡曠土，理民之道，地著爲本。（著者，令民勤於土地，發撣地力也。）故必建步立畮（畝），正其經界。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授私田百畝，公田十畝，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列兵大学生，十一歲以上，上所強也。田中不得樹，用妨五穀，菜茹有畦，瓜瓠果蔬，殖於疆易（邊角地也）；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土壄曰盧，在邑曰里；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戶，鄰長爲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爲卿也；於里有序，鄉有庠，序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
此《食貨志》之所述，可謂殷周迄漢，二千年間，以農業爲主體之經濟發展之總結，亦乃此一時期經濟哲學付諸實踐之總結。由於以農業爲主體之諸業（林、牧、漁、鹽、冶煉、工、商等。）之發展，必然產生交換過程，隨之而有貨幣業之發展，而有貨幣積累、而有商業規模之擴大，而有生產內部結構之改變，此中固有經濟之內在規律，更有人之智巧之發揮以及追求財富之貪心之驅動；生產發展之水平，可於貨幣之品類及其總量觀之，僅以前漢而言，據《前漢書食貨志》記：“自孝武元狩五年（公元前一一八年）至平帝元始中（取其二年，即公元二年，一二〇年間。），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銀貨二品，金貨一品，錢貨六品，值各如其文；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俱流通於市，其市場規模之大可以想見矣。另一可證生產發展水平者，乃貨幣作爲財富集中於公私兩者之狀況與數量，公者曰國庫，“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積露於外，腐敗不可食。”私者，“民富役財驕溢，或至併兼，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爭於奢侈，室盧車服，僭上亡限”，此種農商發展過程中有利可取，財富必然集中於官府與商家之見，早在春秋之季已有人洞徹於胸中而成熟爲攫利經矣（“昔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廼用范蠡、計然。（計然者，濮上人也，博學無所不通，章丽厚嘗南遊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著，五方所出，皆直述之，尤喜計算；其有言曰：知鬥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見矣；故旱則資舟（資者，預蓄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旱極則水，水極則旱，預蓄舟車，以待貴而修其利也。）推此類而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遂報強吳，刷會稽之恥。”）。范蠡運用此經於私利，十九年間，三致千金，晚年更至鉅萬，言富者稱陶朱。（范蠡歎曰：計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國，吾欲施之家，廼乘扁舟，適齊，之陶，爲朱公，以陶爲天下之中貨物所交易也，廼治產業，居與時逐，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而再散，分與貧友昆弟，後年衰老，聽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鉅萬。）秉此理而致巨富者，尚有秦末任氏（秦之敗也，豪傑爭取金玉，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於此可見，農業發展之同時，必有諸業隨之而起，亦有經營思想隨之而生，周之白圭可謂經營思想之祖也。（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火鸟双搜，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天际公民，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鷲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足以取予顶新国际集团，強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右溪记翻译，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前漢書貨殖傳》）由此而知農之與商、農之與各業乃自形成而爲一整體，且互爲利而推動也，益之以經營之智巧而逐利，則其利之者，固有利於農與各業之發展，然其弊之所及或有損於國庫之收入，或加劇貧富之不公，以有害於政治也，此中利弊蜀山妖道，唯爲政者有以權宜之也；高祖所以“禁商賈不得仕宦”者，以商賈見利忘義，有損爲政之大體，助長官吏之貪風，文學在辯論中固知爲政之本在農西安钓鱼网，却不明儒家經濟哲學並無抑商之病，更不識商之於農、於各業、於國計民生之利，不知“正德、利用、厚生、唯和”之真諦（此真諦在和，和者諧也，協理也，即將正德、利用、厚生三者各得其所，寻星参数又和諧發展也。），故其言不免有失空泛，未有既重農而又促商以及各業協和發展之謀劃建言，實有愧儒者弘道之重任，有失當時賢良文學之使命也；溫習孔子之遺教可知也：《易繫辭》有言“道濟天下，開物成務，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可見儒學之內在生命力乃隨時隨處而自開發者也，（所謂自開發者，非僅本於自然，見於自然者也；他如心性、道德、社會、經濟亦如之也。）永無窮竭、亦無任何力量可爲之阻礙者也，此乃儒學之精髓所在易学堂，唯通儒、明大道者能識之也。
漢代錢幣 貨布
四曰義與利：義、利之說，首見於《易乾文言》（此文言乃孔子所作之第七翼也）：“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合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元亨利貞。”由此而知“利者，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孔穎達疏之曰：“義者利之和者，言天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而和同也；君子利益萬物，使物各得其宜，足以和合於義，法天之利也。”（《十三經注疏》十五頁）由此而明，義者，利物之宜也；利者，利益萬物（事）各得其宜而和同也；簡言之，義者宜也，利者，合於義而無不和同也，是則，義與利一也神武八荒，義中深函利，利則體現義。然孔子在《論語》中所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則又指明義與利二者相對立之義，故義與利相函相對之義備矣；唯當有所指明者，即君子所喻之義乃義利和同之義，而闇於大道之小人所喻之利，亦非絕然排除義之所函者也，考之自然現象及社會事物，利之所形者，即義之所在也。以此而觀農商、而觀食貨、而觀朝政乃至於個人之言行，則亦確然而見君子與小人之分野矣。故知爲政者必須慎於義利之辨，有察利慮害之明，具見微知著之識，以確保仁政之施，《易?泰象》曰：“天地交泰，后（君也）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左右，助也。）；《易·繫辭》：“開物成務，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洪範》曰：“正德、利用、厚生、唯和”；更當細察“人心惟危”之長患，精慮“道心惟微”之章顯；文學有言：“嗜欲躁民孔雀眼指纹，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禮義防民”；“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文學此言，實得爲政之要，事實確是“商則長詐，工則飾罵，內懷窺窬而心不怍（怍，動聲色也。），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是以官爭利於朝，民爭利於野，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此乃爲政者之所當深慮者也。爲政者之務，一要在施政中精辨義利之微、不與民爭利，更應防以義害利、以利損義，尤應注意，杜絕官吏以其權位，上謀利於宮府，下奪利於民間；二要秉義爲利之本，施政萬民，使人人有見利思義之德冰雪男孩，又繩之以禮，更刑之以法；不如此，則施政興利之舉，不可得見其效矣；人心惟危者，危在一私利也，乃至於以利吞義，文學之言：“禮義者，國之基也，權利者，政之殘也；諸侯莫能以德，而爭於公私，故以權相傾，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然而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國”，詳審義利之辨，亦見其言之切要也。
現代鹽田
五曰德與權：孔子有言：“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論語爲政》）文學在辯論中對此論述頗得其要，其言曰：“建元（武帝登基年號，公元前一三九年。），崇文修德，天下乂安，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百官尚有殘賊之政，而強宰尚有強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陵，富貴奢侈，貧賤篡殺，秉耒抱插，躬耕身織者寡；貧即寡恥，乏即少廉，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鹽鐵論·國疾》）在《刑德》中，文學又言曰：“故治民之道，務篤其教而已，德教廢而詐僞行，禮義壞而姦邪興”；在《繇役》中又言：“以義取之，以德守之”（秦以力取之，以法守之，故亡。）；在《險固》中言曰：“行善則昌，行惡則亡”；在《論勇》中言曰：“以道德爲城，以仁義爲郭”；在《周秦》中：“刑重德薄，何以服民，何以爲治”；在《錯幣》中：“古者貴德而賤利，重義而輕財，救僞以質，防失以禮，教與俗改，弊興世易”；在《非鞅》中“商鞅以權數危秦國，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戾爲俗，欺舊交以爲功，刑公族以立威，無恩於百姓，無信於諸侯，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仇，雖以獲功見封，猶食毒肉，愉飽而罹其咎。”（此實秦孝公之罪也，鞅之爲惡，蓋孝公縱之也，根源在孝公之罔民也。）文學之論，上合史實，下切其所親歷之現狀，蓋自周文武以後，歷幽厲而逮於戰國，爲政者，唯知肆力於權位，擁之以自固，濫之以恣虐，罔知權位本原於德，非強力所可致者；肆力以致之者，形似權也，實乃鳩也，於君爲鳩，於民爲禍，禍國殃民形之於外者，弄權謀私也，隱之於內者，亦弄權謀私也，無有不亡身廢國而告終者；唯有德者，不爭而權自歸之，不奪而政自與之，不濫而權自行之，民自化而俗自美也；蓋其德入人心有以感召之者也，故其仁德之聲歷萬世而不敗也；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德，非惟載諸史冊，實活之於人心也。故知以德而王者，萬世思之懷之、頌之企之，以力而霸者，無論其雄極何時，莫不終以臭名遺爲後世之戒也。儘管爭權奪位者不絕於史，泛起於累朝，俱難逃脫後世之罵名也。德者以仁聲傳世，權者以罵名遺臭，此乃於今人人共見之史實也。文學面對大夫之論：“秦任商君，國以富強，其後卒併六國而成帝業”，能正確闡明德與權、王與霸之分野，亦其宜也。（文學曰：“商鞅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權數危秦國，秦怨毒商鞅之法，甚於私仇，舉國而攻之，東西南北，卒車裂族夷爲天下笑。”）
由此而知，中華經濟哲學乃以謀民之富有、國之泰平爲出發點，又以提高和完善人之德義與國家之文治遠播爲歸宿；其間所經之營之、謀之劃之者，悉以備物利用爲上，以利物利人，而不顧及私利；但其開物成務、道濟天下之過程，又必然是一個生產繼長增高與不斷豐富之過程，伴之而起者必然有私欲之擴張與生產方式之轉變，此乃自然而然者也，不可以人智抗拒之者；以此，富貧不均出焉，治亂相乘見焉，朝代更替興焉，損益相背行焉，協理之道，亦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已，故均貧富之觀念形焉，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亡貧，和亡寡，安亡傾；是以聖王域民，築城郭以居之，制廬井以均之，開市肆以通之，設庠序以教之，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前漢書食貨志》）此種均安之經濟哲學，生長於中華大地、植根於儒家思想（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之沃土，乃萬世不磨之至論，人類文明之發展，終必驗證其不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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