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黑风刺骨寒（一）-那年那月那人
（作者声明： 1. 本帖图片来自于网络 2. 本文属于原创 3. 欢迎分享，转载时请标明出处）
1. 从造反派、保守派的构成分析谈起
如果文革中的你是个有心人，仔细分析一下自己所在单位中，乃至社会上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成分构成，就不难发现: ，参加造反派的大多是多年来的利益受损者，受压制者，被边缘化了的人。这部分人类似于毛主席当年所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到的被指斥为“痞子”的那些人。唯有这些人才对文化大革命最投入，才对本单位、本地区的走资派最有意见，最痛恨。为什么学院门东大寺的回民，龙亭后刮盐土的，市面上做小生意的，拉架子车的，绝大多数都是8.24呢，道理就在这里汤珈铖微博。
而成为保守派的那些人，多是本单位的既得利益者神皇弃少，是“浮上水儿”的，属于本单位的“贵族阶层”，党团员、劳模居多，不少人早就是本单位当权派的“驯服工具”乃至“打手”。他们深知，走资派就是他们长期以来得以处于优裕地位的“通灵宝玉”，因而他们对本单位的走资派含情脉脉，不能忍受造反派对走资派的任何亵渎和伤害，虽然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们也会对走资派小骂大帮忙，但他们希冀的是通过自己在文革中的“保皇”举措箱子岩，挣得“加分”，盼望着到了“运动后期”，走资派重掌大权了，能对自己论功行赏。历史的发展也表明保守派的这种深谋远虑最终成了现实。反观造反派，不少人都挺悲催的，正所谓“造反一年多，倒霉半辈子” 。
地方上作为专政工具的公检法系统和当权的走资派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是密切之极，形象一点儿说，二者之间就是刀与手的关系。众所周知的公众人物王立军和薄熙来的关系就是明证之一。就拿河南文革中的公安系统来说，从省里，到地市县，上上下下成立起同一名号的保守组织“公安公社”，成为本级党内走资派得心应手的摧残造反派的暴力机器。
1967年“2.8”“红洋楼”静坐绝食抗议失败后，开封市8.24造反派成立以来一直昂扬向上的势头受到重挫。连日来，驻汴部队的宣传车无休止地在市区巡游，高音喇叭喋喋不休，全是对8.24的恐吓之词卓文君与司马相如，为进一步打压8.24，紧锣密鼓地进行舆论准备。
２月11日凌晨，“开封市左派造反司令部”（以后简称“左司”）罔顾中共中央三令五申不准调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通知精神，伙同郊区农民组织“１.２５兵团”，包围了开封师院，市公安公社抓走了一批8.24骨干周采茨，揭开了对造反派实行大逮捕的序幕。
2. “2.14”被困“红造司”
1967年的2月，是开封8.24开始倒大霉的日子，我在这个月份也是一直走背字儿。
2月14日那天下午，我想找“市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的伙计聊聊形势，就去了“红造司”所在的市委党校。当时的市委党校，位于开封一高旧址，也就是东大街尽东北头儿的大院里，北临开封日报社。“红造司” 在这里占了几间教室，设有一个小广播站 。林正宏那天不凑巧，我没寻见要找的熟人， 遇上了主持广播站的一个开封师院艺术系的8.24男生，个头儿不高，白净脸儿，穿一身儿棉军装。两人聊了几句，彼此都觉得挺投机的，就深聊起来，冬春之交昼短夜长，不觉得天就黑了下来。
我正要和这个新相识告别，赶回学校去，没承想不知从啥时候起，院子里已经挤满了一群群带着老保袖章的人，想来这帮人今天是来抢夺开封日报社、抢砸“红造司”的 。当时待在“红造司” 里的十几个8.24的男女学生， 全被驱赶到一楼的一间大教室里，门从外面别住，谁也出不去。
大伙儿 被禁闭到一起后，虽说难免心里有些紧张，不知下一步等着我们的将是什么库尔班大叔，但个个都表现得英勇无畏，大义凛然。在那个师院艺术系男生的提议下，大家饿着肚子道明庄，旁若无事地开起了联欢会，争先恐后地表演起节目来。其间我也跑到讲台上，唱了一首毛主席诗词《西江月·井冈山》，当我唱到“敌军围困万千重”一句时，大家不约而同地和我合唱起来养妖记。唱完之后，大家热烈地为自己鼓掌喝彩，一个个兴奋得脸儿都红扑扑的，觉得今晚真是太过瘾了。接下来一个女生满怀深情地唱起“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虽说她唱得不是那么完美，但胜在感情投入，一曲下来，唱得大家热泪滚滚。外面的老保也都把脸贴在窗户玻璃上，看着我们这帮被困的学生苦中作乐菜园子张青。到大家会唱的歌都唱得差不多了，师院艺术系的那个男生，又教大家学唱才流行不久的肖华上将的《长征组歌》。
一直折腾到晚上九点多，老保们估计已经拿下了日报社，也没让我们吃什么苦头儿，就把我们挨个儿赶了出去。临出大门时，黑影儿里一个戴着大口罩的汉子喊着我的名字，恶狠狠地警告我说: “你再敢跳那么高，当心没好果子吃！” 我正说要仔细看看这个威胁我的究竟是哪个熟人，却被几只有力的手硬推了出去。
五十一年过去，不知那年那日在“红造司”萍水相逢， 一起困于一隅，共过患难的朋友可还安好草帽饼的做法，你们是否还记得那个被关在“红造司”里的夜晚，我们一起慷慨悲歌、热血沸腾的时光？
3. “2.18” 大逮捕
事过经年，我才从当年是学校保守派头头的朋友那儿知道，1967年2月18日那天下午，他们就按市里的通知，集结起来，以上街游行的形式向市中心挺进，配合市里的保守派抢夺还掌控在8.24手中的市广播站。而当时我们对此还一无所知。
到了晚上十点多钟，有同学从市中心突出重围，逃回学校，从他那里我们才得知市广播站已经落入保守派手中，抢夺的过程甚为惨烈银婚是几年。正在抄写大字报的我们听说此事后，怒火满腔， 我和郑生、王生提着墨桶雪晴故事网，拿着排笔就出门去了，在城隍庙街的砖墙上写起“杀退二月黑风” 之类的标语。
正写着标语呢，从南面过来了一大群汉子，看打扮像是省监狱的老保，他们看到我们所写的标语，大喝道，原来是小9.9的兵，不知死活地在这儿卖命啊，把他仨一起揪到地委大院关起来吧。这伙人上前来，不由分说，夺下我们的墨桶、排笔，对我们仨拳打脚踢了几下， 每两个人分别架住我们其中一个的左右胳膊，把我们押送到地委大院南大门。地委大院那晚戒备森严，他们和守门的老保交涉了几句，就把我们推进了院子。
地委大院里灯光暗淡，寒气逼人陈百潭，黑压压地关着一堆堆的人。借着灯光可以看到不少人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估计是双方争夺市广播站时，从那里抓过来的。大家伫立在那里，沉默无语， 偶尔有人抽支烟，冻得跺跺脚。我们仨想看看有没有同学也关在这里，就分头去查看，走散了。
到了天蒙蒙亮的时候，老保们开始放人了。我随着人群向南大门走去，南大门里站着不少老保，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一旦发现了他们看中的“猎物”，就从人群中揪出来李佩甄，扭送到南门外的大卡车上。我倒是有惊无险地出了门，在门外等了好一会儿，仍不见郑生、王生的踪影，以为他们可能先回学校了，就回去了。
后来才知道，我们9.9队勤务组的头头宁生、郑生都是这一天被逮捕抓进市看守所的，学校“红教八连”的头头齐老师也很快被抓了进去河童哪里多。我们学校被抓进去的这三个人，都属于“红五类” ，齐老师还是党员。他们这一关就是两个多月。四月底他们被释放后说，“2.18”前后市公安公社根据各单位老保提供的名单，一下抓了三千多造反派，看守所都被塞满了。“犯人”们晚上睡觉时在大通铺上挤得紧紧的，一个人想单独翻个身儿都翻不成。
不止开封市如此，开封地区各县也都一样。比如兰考县的群众组织“卫焦司令部”，参加的是开封8.24，“卫焦””支持的张钦礼自然成了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1967年1月29日，开封军分区介入当地的文化大革命，当天下午开始大逮捕。县委书记穿上军装和部队配合，把当年焦裕禄的得力助手、重用的人才、提拔的干部、在全县树立的一批先进生产队的干部、群众，甚至焦裕禄结交的农民朋友，都一网打尽。到2月22日，全县共逮捕了1206人，兰考和邻近东明、杞县等三个县的监狱，塞满了兰考的“犯人”。
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张钦礼“二月黑风” 中在监狱里关了半年多，被游斗一百多场，几次被打昏，打伤了肋骨，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直到1967年7月20日， 周总理指示河南三派群众组织来京开会协商，了解到张钦礼的处境，当即指示河南军区负责人，限日把张钦礼送到他面前。张钦礼才被解救出来。
文革中直到文革后，开封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先后斗了十几年，但造反派即便是在掌权的全盛时期，也从没有动用过专政工具镇压过对方。倒是保守派一方，一次次地把对方的精英人物投进监狱。
粉碎“四人帮”后，在全国开展的清查运动，又给某些人迫害造反派提供了机会。据说河南全省抓了五千多造反派。还以张钦礼为例。张钦礼1978年10月16日再度被捕红嘴绿鹦哥，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2004年4月7日他与世长辞，5月17日，十余万兰考群众跪地哭祭他们的老书记张钦礼魂归兰考，为这个迟迟得不到平反的劳改释放犯送葬。民心向背疯丫头演员表，一目了然。
写到这里，笔者止不住掩卷太息，千秋功罪，谁人评说！
